事关新西兰养老权益，社工呼吁华人及时签署持久授权书

为少数族裔社区提供服务的机构表示，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对新西兰法律系统缺乏了解，许多华裔家庭不了解设立持久授权书（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简称EPA）的重要性。

持久授权书是一份 法律文件，规定当事人在丧失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时，由代理人（attorney）代其处理相关事务。

在新西兰，持久授权书有两种类型：财产授权书涵盖财务和财产等相关事务；个人护理和福祉授权书则涵盖健康护理、居住、福祉等相关事务。

倡导者表示，持久授权书其实与遗嘱一样重要，但华社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

新西兰公共信托Public Trust的专业信托员Audrey Yang最近与奥克兰长者关爱会（Age Concern Auckland）的少数族裔服务团队合作，为华社带来了讲授持久授权书的系列中文课。

Yang表示，新西兰的亚裔人口数量在增长，但她发现，向非英语社区提供重要的法律信息仍存在巨大的空白。

"来找我们的讲中文的顾客越来越多，"她说， "他们直到被要求要提供持久授权书时，才知道这一文件的存在。"

Yang表示，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移民来说，语言障碍仍然是一大挑战，尤其是当涉及到复杂的法律术语时，要完全理解新西兰的法律系统非常困难。

此外，她认为文化观念是另一个阻碍华人接触新西兰法律体系的重要障碍。

"在中国，我们没有非常强大的授权人体系，"她说，"在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中，依靠亲密的家庭成员在需要时替我们做决定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

"然而，在新西兰的法律体系中，家庭中的非正式约定并不被官方认可，也不足以证明个人的需求、意愿能被很好地执行。"

Yang表示，许多华裔老人在住养老院被要求提供持久授权书文件时，才第一次知道其的存在。

"养老院通常需要持久授权书的文件来确保该人负有照顾长者的法律责任，"她表示，许多华人就是这个时候来找我们，然后质疑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份文件，来确认他们本已经具有的照顾义务和权利。"

"我得向他们解释，持久授权书是正式确定你对父母的责任，是正式赋予你替他们做决定的法律权利。"

奥克兰长者关爱会少数族裔社区和战略规划经理林皓（Felix Lin）对此表示认可。

他表示，文化敏感性成为一个障碍，使许多少数族裔家庭在讨论未来决策时犹豫不决，使持久授权书的签订往往为时已晚。

"这不仅仅是华人社区的问题，它也影响到其他族裔的社区，包括印度人和韩国人，"他说， "当我们建议长辈设立这些文件时，他们常常觉得这会带来厄运。他们想，'什么都没发生，你为什么诅咒我？'"

"在中国文化中，讨论诸如未来决策、死亡或孝道等话题通常被视为禁忌，这使得家庭在讨论持久授权书时变得越发困难。"

林皓表示，奥克兰长者关爱会处理过许多案例，许多华人家庭因为没有签订持久授权书而陷入被动的局面。

"我们接触过一位华裔老人，因为持续的家庭冲突，老人的家人在疫情前回到中国，把老人留在了新西兰，" 林皓表示，"当2020年新西兰进入封城阶段时，老人面临很多挑战，对精神造成压力，让老人出现疑似认知障碍的症状。"

林皓表示，当奥克兰长者关爱会的社工介入时，社工发现老人判断力与表达力显著衰退，无法清晰陈诉自己的意愿，而老人的家人也拒绝返回新西兰协助。

林皓表示，由于老人认知能力不足，已经无法自行签署持久授权书，导致老人身边没有法律认定的决策者。

"为了确保客户得到适当的照顾，我们的社工根据【个人和财产权保护法】（Protection of Personal and Property Rights Act ，简称PPPR）向法院申请指定老人的一位同乡友人为临时决策者，" 林皓表示， "这个过程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并且需要提交大量的医疗证明、财务记录以及社会评估报告。"

"虽然老人最终被安排住进了养老院，但由于缺乏事前授权记录，老人对居住环境的偏好，并未纳入考量中。"

林皓表示，因为家庭结构变动、文化适应困难，以及法律意识薄弱，华裔移民老人往往更容易暴露在持久授权书缺失的风险中。

他为此建议，独居的、家庭支持薄弱的老人，更应该及早建立持久授权书。

公共信托的专业信托员Yang对此表示认可，并鼓励公众尽早设立持久授权书。

"人们只能在仍有能力的情况下才能设立持久授权书，"她说， "如果这个人失去了行为能力，并且没有签署持久授权书，那位要承担该角色的人，就需要向家事法庭申请授予他们权利，这个过程非常耗时且成本高昂。"

Yang表示，持久授权书的重要性应该向所有少数族裔社区普及。

"持久授权书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文件"，她说，"他们为你的生活提供保障，确保你安心，确保事情以最便捷的程序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生。"

"这并不是要颠覆我们华人的价值观，"她补充道，"而是在新西兰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加强、保护这些价值观。"